李先念接见回国述职的耿飚，说：你胆子真不小，耿：都惯出毛病了

1970年代某个工作日，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回国汇报工作。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特意安排与他会面。令人意外的是，耿飚刚踏进办公室，李先念便神情严肃地斥责他，质问他为何胆敢对阿尔巴尼亚发表负面言论。

耿飚刚走进房间就察觉到李先念神情异常，内心不免感到紧张。然而在得知问题涉及阿尔巴尼亚后，他立即情绪激动起来，毫不委婉地向李先念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领导同志，这些人已经被纵容得太久了，确实需要做出改变！"

耿飚话音刚落，李先念原本严肃的表情瞬间舒展开来，发出爽朗的笑声。他随即向耿飚表示，自己对此事其实早有不满，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表达时机。这次耿飚作为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提出这个问题，发言具有足够的分量，这种表现确实值得肯定。

李先念的话让耿飚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他擦拭着额头的汗水，向副总理坦言刚才着实被惊到了。究竟耿飚提出了怎样的意见，为何能引发李先念的强烈认同？这需要回溯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1969年5月，在耿飚当选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仅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便决定派其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这一任命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当时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最为坚定的盟友。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主要得益于阿尔巴尼亚等友好国家的鼎力支持。基于这一历史背景，我国将阿尔巴尼亚誉为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强调两国应始终保持紧密团结、共同奋斗。从历史维度来看，当时中阿两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其密切程度甚至超越了当今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

耿飚担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对维系两国关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一外交职务充分体现了他在中阿交往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与重要影响力。

中阿两国保持良好外交关系期间，中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对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全面支援。即便面临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中方依然对其各项需求予以充分满足。这种援助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几乎涵盖了对方提出的所有请求。

耿飚抵达阿尔巴尼亚后，经过调查发现中国的无偿援助并未取得预期成效。根据他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54年起，中国向该国提供的援助总额高达90亿元人民币。考虑到阿尔巴尼亚当时仅有200万人口，人均受援金额超过4000元，而同期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仅为100元左右。

问题在于我们几乎投入了全部资源提供援助，却未能获得阿尔巴尼亚方面的认可。相反，该国领导人霍查公开宣称：凡是中国拥有的物资设备，阿尔巴尼亚都必须配备；对于阿方提出的各项要求，中国应当以对待手足同胞的态度予以满足。其索取的规模与程度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无偿援助引发了当地不切实际的攀比心态，其提出的援助要求甚至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阿尔巴尼亚方面曾要求中方协助建设电视台设施，更提出要让每个农业合作社都配备电视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即便在中国首都北京和最大城市上海，黑白电视机的普及率也极低，而阿尔巴尼亚却提出了如此超前的设备需求。

耿飚注意到阿尔巴尼亚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中国提供的化肥在国内尚且供不应求，却被对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场所，部分甚至遭到废弃。

耿飚对此感到极为痛心。经过深入思考，他认为向友好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本身无可厚非，但必须建立明确的援助准则。当前国内民众生活依然困苦，若继续无条件满足他国需求，不仅会加剧我国的经济困境，更可能导致阿尔巴尼亚形成依赖心理，丧失自主发展的动力。

中国提供的庞大经济援助在阿尔巴尼亚并未得到合理利用。这些资金既未能帮助该国构建完善的经济发展体系，反而被大量耗费在军事设施的盲目扩建上。

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使得很少有人敢于发表此类言论，毕竟阿尔巴尼亚被视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耿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不顾这些顾虑。他直接致信负责欧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信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并建议重新评估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政策。

乔冠华阅读完信件后内心受到强烈震撼，然而考虑到此事涉及国家重大决策，个人无权擅自处理，于是立即将信件内容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在审阅信件时产生了强烈共鸣，认为耿飚的陈述准确表达了他们多年来的真实想法，这一共识直接促成了前文所述事件的发生。

这封书信最终呈递至毛主席案前，出乎意料的是，主席阅后给予高度评价。他明确指出："《耿飚》能够直言不讳地反映实际情况，确实是一位称职的外交使节。"这番话语充分体现了对耿飚工作态度的肯定。

经过慎重考虑，中央最终决定采纳耿飚提出的建议，对援助阿尔巴尼亚及其他对外援助政策作出相应修订。这一决策标志着我国对外援助方针的重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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